文艺批评 | 吴俊 ：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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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为《小说评论》“吴俊专栏·话说新世纪文学”系列文章之一。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渐渐有了所谓史料学的转向一说。八十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这一重要文学活动，也正是由于史料的发掘和重审才支持了文学史研究在学术意义上的“治史”工作。而于吴俊老师自身，对史料的重视则一直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前期的《尘封岁月》、《<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到《林琴南书话》再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老师的史料工作一直在不断深入。吴俊老师将自己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体现概括为“四义”。即一为求真，二为求解，三为求义，四为求价值实现之度。吴俊老师立足史料本身，宏观着眼，微观着手，试图要支持并形成一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观，包括批评史著的宏观逻辑系谱及具体撰著方式。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小说评论”。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新世纪文学批评

从史料学转向谈起

前  记

这是一篇缠绵多年、酝酿不定的文章，先是会议发言PPT，是大约五年前在易彬教授主持的长沙学术会议上发言，会上还得到了洪子诚教授的直接指教，感谢之至。后几年都有机会想写成会议正式论文，比如去年在中山大学张钧教授主持的会议上，会后还蒙青睐约稿，可是勉力进行了半道，结果却都未成。现在虽已写成全稿，体例上看也就是会议讲稿和学术论文间杂的行文，未必尽如人意。不过终于还是有勇气就这样出面请教，实在是为了一种积年心愿的了却，也是对自己过往的一种交代，当然更是觉得在当代文学学界纷说史料研究话题的众声喧哗中，以我的经验和观察，觉得还仍有话可说可谈。同时个人经验或许也会对更年轻的同道有所参考镜鉴，吸取教训，无论如何，总有切磋交流之用吧。简括一下最近20多年来自己的文学史料相关工作，忽然发现在一般史料收集、整理和出版，史料个案的具体研究，史料理论探讨及史著撰写等方面，均有涉猎和努力，不管有否成功，自慰且惊讶的是自己在这纷扰的时世中竟还有过老僧入定般的安心与宁静——其实根源还有内心所执的激情和信心。此情此心，如鲁迅所云“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未来无有穷期，只有无穷之远才是现实。

一、所谓史料学的转向

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渐渐有了所谓史料学的转向一说，大致意为即便是在一直以批评为主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以史料研究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倾向已经异军突起，成为了一个相当普遍的潮流性现象，而且其影响和成果还在明显的持续扩大趋势中。由此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这种当代文学研究生态的面貌变化，就成为史料学转向的突出现象了。关于史料学转向，多家各说，如吴秀明、黄发有、易彬、张钧、斯炎伟、王秀涛诸位，不胜枚举，文献俱在，足徵参见。

按一般学术研究的基本范畴认知，所谓史料研究实为学术本义所含，并无特别抽绎出单独的史料研究另立一说的必要，否则似有可能给人一种误解，以为文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也可以不从史料出发、不以史料为基础，而将文学批评视为主要只是天马行空般的情感宣泄或思想表达的方式。不过，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尤其是在当代研究中，不重视史料与当代研究的重要且密切关联的想法甚至误会，却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现象，形成了如我所谓的“当代无史料”的习惯性盲视偏见。而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这种不以史料为意、不以史料为然的做法和想法，一向就更显得普遍，对于文学文本的主观阐释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主要方式，好像文学批评靠的就是鉴赏文学的才情和发挥理论想象的思想能力。当然，偏重鉴赏的才情发挥抑或理论的思想阐释，也不失为批评的正道。不过，较多常见的现象却是，这种不受约束、恃才高蹈的文学批评，延及一般当代文学研究，虽则文辞灿烂，炫人耳目，实如出轨之车、脱缰之马，所过之处常常言不及物，不知所云，难得真有建设性的裨益。文学批评也因此常被诟病。显见对于批评活动的学术性建设和提升应该成为一般文学研究或广义的文学生产必须自觉思考的问题，由此推进批评的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新世纪以来有关史料的运用及一般认识的提高，特别是在批评活动中融入、发挥史料的价值作用，对于批评功能的整体价值实现显然具有积极影响。

《昨天的故事》 / 李陀 编选 

三联书店 / 2011-5

上世纪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一时勃兴，蔚成潮流。细察其之勃兴流变，主要乃为前时文学批评和文学观念的“革命性”引领与激发，而非由文学研究中“治史”的学术需求所酿成。质言之，所谓“重写文学史”根本上实为文学批评的波澜，思想意义或时代动机更其为主。这就决定了它的学术成果和实际贡献有所预设或侧重，积极面上是开放了风气，消极面上则是学术上比较有限，不会走得很远。具体来看，多数文章或仅能用“翻案”视之。但是，今天回顾“重写文学史”的启示，却也有相当的学术经验值得吸取。一是在时代条件的变迁形势下，文学史有了“重写”的现实动因和理由；二是学术意义上的“重写”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条件一般而言需要基本满足三个要素，即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尤其在最基础层面的新材料上未足充分具备的话，后两者毕竟是被架空了的。再看1980年代后迄今的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后来获得了明显长足的进步，正是主要由于“史料”的重新发现和使用，这才支持了文学史研究在学术意义上的“治史”工作。所以，没有足够扎实深厚的史料功夫就不要贸然轻言治史或重写历史。三是一时新鲜或创新性的理论、思想在融入历史研究中时，应该获得足够的消化、吸收、沉淀，切忌用文学批评的一般方式从事文学史研究。历史研究中的对象、方法和立论，都需要相当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相比之下文学批评在学术规范上并非十分严格，不同研究在学术范式和基本要求上还是有泾渭分明界限的，对此需要研究者具备充分的自觉意识，这也可以说是研究者科研入门的基本认知前提，否则就有变身为“民科”之嫌，几乎没法彼此对话说理了。如此，我们再回到所说的近年史料学转向现象及相关问题上来。

据我的观察和分析，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包括部分文学批评中史料学转向的发生，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由史料研究在内的当代文学研究态势所决定的。首先是文学史长度所启发的学术自觉，催生了对自身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反思。世纪之交有过“20世纪文学史”之说，基本含义在于倡导对于新文学史的贯通研究，这对文学史视野的拓展起到了明显的理论支持效果，从此后打通现当代乃至近现代就不再是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困难问题了。但如今随着传统的“当代”文学史愈演愈长，立足当代的文学史研究立场变得越来越急切——从当代视野贯通文学史取代了曾经的“20世纪文学史”框架，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潜伏着“现代”引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含义吧。虽然都是文学史的贯通研究方案，但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很不一样，立足当代、贯通历史，这是我们现在对于自身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反思立场和自觉出发点。也就是说，文学史时间长度的自然演进，在促使我们调整历史整体性眼光的同时，也启示我们应该明确地站在当下立场上看历史——而非虚设一个客观中立的历史观察位置。如此，当代文学史料问题一下子便凸显出来了——当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必须建立在当代文学史料的系统性研究和整体性建设的学术基础之上。舍此并无二途。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当代文学批评的氛围。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王晓明 
东方出版中心 / 2003-4

其次可说是其他学科的影响及镜鉴。同样是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比如外国文学，比如学科目录所列的一些二级学科民间文学、比较文学等，一般概念中的资料或史料研究都是其中的必含之义，并未有将相关史料研究单列分割出来的现象或问题，唯独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或许是因为文学批评的主观倾向及惯性太为强大，向来少有在学术层面上真正看重史料价值地位的，才情、理论和观点成为最强势的方法特征甚或价值依据。于是，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当代文学史或批评史等）与当代文学史料无形中成为两相分离的专业领域，甚至说，后者在专业概念或地位上可能并不存在或成立。这就是我曾说过的“当代无史料”的认知误区。无自觉史料研究意识的当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上的有限性及发展、提升的瓶颈，在当代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及学术性要求的倒逼下，近年来已经显得越来越明显了，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学院学者成长起来以后，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重整渐渐成为学术调整的一种生态需求。在此背景下，借鉴其他成熟学科发展的历史经验，再度思考一般学术、学科建设的规范、理念，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所谓史料学转向实质上就是重建一种有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观，尤其是其中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由此，当代文学研究才能走向学术和学科的成熟。最终，应该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不再会以一个问题的形式出现——它的出现其实就是该学科及学术水平尚较低级的一个证明。这在我们也确实不必隐讳。

同时，学科间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跨学科意识的自觉，换言之可视为当代文学学术研究范畴的拓展，对此，特别是文化研究的勃兴可能是最突出的流行代表。而在广义的文化研究中，媒介和传播研究应该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鲜明而强大的潮流——一如1980年代早期比较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相关学科和学术流向。很显然，媒介和传播研究的兴盛与流行，最大限度地推动了当代文学对于新史料的重新开掘和创新利用，史料工作成为一项必须首先重视的工作。而在宏观面上，或可将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及相关史料著述、程光炜教授等回返“80年代”及重审当代文学历史现场的研究倡导，看作是学科间影响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集成性标志成果，也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学转向的最富成效的成果之一。这一成果的划时代性及其强大影响迄今仍在持续，无疑又在深广度上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转向的研究趋势及学术进程。

《材料与注释》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6-9

其三，较大者应该要算是制度机制上的原因了，最突出或关键的恐怕是国家学术制度的鼓励与引导，经费、学术评价、学术的现实条件等构成利益驱动的强大杠杆机制。改革开放的40年成就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当代中国，这在教育领域里的直接效果之一就是最近20年国家对于教育包括大学的资源和经济投入有了史无前例的增长，看起来今后几年在绝对数额上还会上升。几乎难以想象20多年前我们有过“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之类所谓“体脑倒挂”的舆论时代，也再无法理解大学需要“破墙开店”来保障、维持教职员工的一点点可怜福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大学的经济总量的投入不仅激励了科研体量的惊人增长，而且也对科研质量的提升产生了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国家需求，世界一流”成为一种并非表面的口号，由此学科和科研评估的趋向开始主要由数量导向而向质量导向发展，这就在宏观面上对具体的科研活动产生出了直接的驱动和引导效应。近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有些发达国家因为经济原因而缩减对于大学人文学科支持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依然对于人文和基础文科保持了强大的扶持，不仅在国家层面，许多一流理工科大学为主的学校都在持续不断甚至加速发展文科和人文学科，这种现象几乎是中国大学的一枝独秀。因此，人文基础学科及相关项目的立项和研究虽然在规模上仍无法和理工医科等相比，但在学科发展的基本态势及保障条件上显然也处于不断加强和提升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种宏观制度条件的支持下，获得了学科学术研究自觉的人文研究，转向或加强本学科基础层面的研究建设就成为一种专业共识——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也就是其中一例罢了。这种现象可以看作是制度支持所激发出的学术自觉、自我期待及普遍意义上的策略调适。对此我们在连续多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的招标立项上可以看得很分明——各种专业方向课题的资料综合整理和研究及数据库建设成为近年立项新潮。

说到学术策略，特别是出于特定原因的学术策略选择，当然会是学术行为的展开，包括形成当代文学研究趋向中的史料学转向的一大要因。从宏观面上看，一种学术策略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背后一定有着强大的诱导或规范力量在起着引导或支配性的作用。文学批评乃至当代文学研究，主要面向的是当代的现实，这使得相关研究既难无视当下政治的规约，也不能完全摆脱各种现实利害关系的考虑和牵制，有时陷入两难窘境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价值体现——如果能够寻求一种相对纯粹的学术路径或方式，较能保持完整的自家面貌，也许不失为更好的明智之举。这时，最多客观性的基础研究如史料文献研究自然就会成为首选之一。这其实也是古今学术史上的常态。

有的学术策略选择也可能主要是出于研究者个人的考量。以成说为例说明的话，中国古来的传统学术向有类似考据与义理两说之辩，文学批评或大而言之的当代文学研究，无疑更多是倾向于义理之学的。但随着当代文学史研究意识的觉醒和强烈，作为支持历史研究的技术手段的考据之学，在基础层面上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当代文学学术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比如训练学生的专业文献阅读、史料整理方法进而提升研究能力等，成为专业学术水平的一种考察和体现方式。这一趋向恐怕在近年间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这无形中也极大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学转向趋势。总之，以上种种，我的个人经验或许也能有助于说明这一转向趋势的缘由和过程。

二、我的史料研究尝试及收获

在我个人的研究中，发生的情形及思考似乎与上述所有情况都有些关联。世纪之交蔚成潮流的媒介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跨学科的方式刺激并拓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对于文学媒介的集中挖掘在加深了文学生产机制研究的同时，也使研究者充分获得了有关文学生态历史现场的崭新认识，新史料的出现或重新面世成为学术生产力得到巨大释放和提升的有力支持，作为生产资料的文学史料助推了文学研究的扩大再生产规模性成长。只不过当时或许对此并未有充分普遍的自觉，并未形成一般学术意义上的史料研究概念，但在文学史研究层面上，少数先觉者的新的文学史研究路径已然成型，否则就不会有洪子诚、吴福辉教授等的新文学史著的酝酿和诞生。我也就是在此之际关注到了作为基本资源的文学媒介的系统整理对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性——文学媒介研究在根本上也是一项重新清理文学史料的工作。于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就此成为我和合作者在新世纪之初完成的一项文献整理成果；合作者中的李今教授、刘晓丽教授后来又有关于译文和翻译史文献史料、伪满文学文献史料的出色整理和研究贡献。而且当时及事后证明，这还不是一项仅限少数人正在从事的工作。这一经验再次说明，跨学科研究视野所开辟的学术可能，并不局限于一种新的可能性，它也能促使既定研究领域的自省和创新，并由此获得一种整体性突破的可能。迄今的文学媒介研究仍在方兴未艾之际，而其衍生出的多种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的学术探索期待，更多的可行性正在不断扩大，尤其在这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研究实践中。

《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

作者: 吴俊 / 李今 / 刘晓丽 / 王彬彬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0-2

进入新世纪仿佛一夜顿悟的当代文学史长度的延伸及挑战，对我最显著的启发或鼓励可说有两点，一是当代文学史的学术合法性终于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此前有过当代是否适宜写史的争议，如今当代文学史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了现代，现代文学史能够成立的话，就不能再以时间长短为由决定当代文学史的成立与否。随之也终于有了立足当代整合现当代文学史及其研究的理由，现代、当代文学史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由当代文学史的成立方式所决定的，相对固化的现代文学史无法撬动现当代文学史的相互关系，一旦当代文学史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也就酿成了历史的整体观的理论视野，技术上的历史分期问题更是由后设的历史研究者所操控的。想当初“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研讨还曾显得有些歧义，如今这应该不会再是一个问题了——主要原因就在当代文学史的成立。二是当代文学史的成立实际上就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学科专业终于形成，这就有了学科自觉和学科间影响互动的现象及后果。学科自觉意味着必须充实、完善学科专业范畴的概念、方法、基本结构、历史逻辑乃至一般观点等理论基础要素及其系统，并在实际经验和理论认知上形成一种专业研究的相对确定的领域。那么，这同时也就有了所谓学科间的影响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可能。在此意义上，我的最重要的收获就是终于有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觉悟。追溯起来，早在世纪初我就开设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专题的研究生课程，动因可能伏源于我在复旦大学本科时选修了中国现代文论课程，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材也是复旦老师编撰的。既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当代文学史都能成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不也是顺理成章的吗？但这在理论上的关键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必须拥有并呈现自身的独立学术逻辑，而非主要只是当代文学史的文学批评版。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代文学批评史才具有真实的学术价值。为此，学术实践中的第一步则是需要建立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史料文献系统，便于研究者获得一种整体性的认知、概观，并得以探索从事专业研究的具体路径或问题所在。这对我来说，就有了编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的学术动机和具体规划。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史料编年》的方法是我“以古为师”而具体形成的，既借鉴古典研究中传统的文献目录学的方法，系统整理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文献。在此过程中，我将这一专业研究课题与日常教学相结合，既要求研究生通过此项工作系统阅读专业文献，同时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和提炼具体研究的课题，希望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从个人教学研究的策略方面着手设计的。

《当代文学史料编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需要补充一些文字的是，在我还没有获得史料研究自觉的时候，不自觉的史料工作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中了。世纪之交受到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鼓舞，曾具体设计、投入了《人民文学》研究项目，并获得了教育部立项资金资助。该项研究的最大成果，我以为并不是最后出版的理论著作，况且项目研究结项也很匆忙，不尽人意，而是有关《人民文学》的史料整理和出版，其中包括施燕平先生的回忆录《尘封岁月》《〈人民文学〉复刊和编辑日记》等，我以为最有价值。从个人的史料工作生涯看，最早或可追溯到我对林琴南“林译小说”序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后在1990年代末出版了《林琴南书话》一册。我至今仍以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史料著作，正寻求修订新版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还跨界涉足过史学著作的出版，业余得很，此处略过不举也罢。1990年代中，我从日本返国前，已经注意到国内学术出版的低靡状态，但为传播东洋邻国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也算是国际中国学研究史料的一种编辑整理方式，经历了未曾意料的曲折和困难，好在那时年轻，锐气正盛，不计代价，在朋友帮助下终于出版了名为《东洋文论》的译著。今天回想，都还颇感亲切。

三、从变局常态看当代史料研究：

社会需求与学科发展的共振

当代文学史料、文学批评史料的研究，还有着超越相对纯粹、有限的专业范畴的延伸意义。或者说，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就在文学史料研究的延伸线上。如前人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从一时代的文学诉求中，我们总能看出时代的需求对于文学的具体影响，包括趋势引导、整体塑造。时代特征和面貌总是决定性地影响到了同时代的文学表达，不管是技术面的还是宏观面的。在此意义上，对于时代特征的认识一定有助于把握和判断同时代的文学。反过来说，文学也一定保留了最鲜活、最丰富、最具特征性的时代元素及其精神气质。这就与文学史料研究发生了直接关联。

从晚清开始就有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昭示了在一两千年的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态发展后，面对东西、中外的交流和冲突加剧发生的现实，中国开始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发展过程。从洋务维新、科举停摆、帝制颠覆迄今，虽经百余年沧海桑田，这种转型还在继续，改革开放仍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主流。由此可见，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性稳定，近代以来进入社会整体转型期的中国，“变局”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常态。这种变局的常态化不仅体现为社会内部诸多重大变化的发生频率，而且表现在国际关系和对世界的认知观念的不断改变中。这种宏观面上的变局常态，不能不影响乃至决定了国家政策策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跟风巨变也成为一种常态现象。文学史的流变特点同样概莫能外。尤其是从一种断代文学史的限制时空视野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流变主潮无不应和了常态化的社会变局现象，几乎无从把握其基本的稳定性逻辑，除了现代白话文学取代传统文言文学终于成为稳定常态以外。于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需要通过文学途径认知和了解其与社会历史的彼此关联性，在专业意义上尤其需要留下常态变局中可能已经消逝或变形了的种种文学历史生态，否则我们的文学史或也将在这种常态变局中遭遇损耗，甚至湮没、遗忘在不可自控的时间之流、社会之变中而不自觉。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此就有了现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不仅是对于历史的保存和记忆——在当代，或对当代而言，历史最近于现实，而现实将最快成为历史。这便是我所谓当代中国常态化变局给予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影响，也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必须在当代进行而不完全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最大理由和文化背景。

五四运动

从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制度条件来看，高等学校无疑拥有着最大的人力资源、经济资源、数据文献资源等，甚至也拥有着最自由的学术研究综合环境优势。这种资源和优势尤其对诸如文献史料的纯学术研究来说就是更重要的了。所谓学科建设的动力或机制何在？简言之就是当代变局或社会转型构成了学术生长的主要时空条件，学术必须呼应、顺应社会和时代的需求；如果说历史积淀是学科建设的基础，那么学科建设的最大推动力就来自社会需求的现实动力。变局或转型，鼓励、呼唤的是新学术视野引领的“学科变身”。这在大学内部同时也成为学科竞争性发展、跨学科发展态势的社会宏观原因。在这种态势下，当代文学研究、批评研究乃至一般当代研究的学科学术基础的奠定和夯实，就必须首先重视或自觉回归到文献资料的基础建设上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即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这也同时成为新世纪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共识。如果说史料学转向确实构成了新世纪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趋势潮流，那只能说明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深广度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挖掘，同时也借此开启了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学科专业规范的全面建设——毕竟这是一个相对青涩的学科专业领域。要而言之，在学科建设意义上看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大而言之体现的是专业学术研究与当下社会的共生与互动，由此推动实现学术的宏观价值；小而言之则是学科建设中的自身规范性和学术性要求，否则其本身就难获得学科学术基础的支持。

四、新在何处：新媒体与史料研究

新世纪进入的是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新媒体对史料研究而言意味着什么？我觉得首先需理解新媒体的工具文明意义。作为一种工具层面上的新媒体，它对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解放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推进作用，其影响迄今仍未穷尽，这使它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标志。也就是说，新媒体体现和代表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从文化层面到文明层面、面向未来无穷之远的人类发展与进步的一种标志。因此，新媒体与史料研究的关系也就不仅局限在工具与研究对象（文学生产资料）的关系层面上来理解。

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作为文学生产资料的史料与新媒体的关系相对简单，随着文学生产力的提升，文学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及新的功能将会因新媒体而获得全面开发。事实上，史料研究因得益于工具便利及系统支持，已经促成了新媒体时代的文学生产效率包括史料研究效率的空前提升，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各种学术史料数据库、音视频等纸媒不可想像的巨量内容储存系统。

但史料与新媒体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史料研究并不是单向地受益于新媒体的恩惠。这是因为在文学生产力的解放意义上，史料研究与新媒体功能达到了精神性的契合和印证。可以说史料研究也是生产力解放的支持力量和保障机制，并以其内容服务赋予了新媒体在学术生产链中的效率保障地位及其不可取代性。看起来像是一种巧合，或许实质上就是新世纪新媒体时代的一种学术转向诱导——新媒体的技术发展使我们加深了对于史料研究的精神性认识，即在解放和提升文学生产力水平上，史料研究与新媒体完全一致，都是面向未来文化和文明发展趋向的，两者首先都是基于人类生产力的空前解放。这对史料研究来说或许是更为重要的观念，史料研究是向前看的，而不是向后看的。这是认知史料研究价值的理论关键和思想涵义之所在，就此也和新媒体的技术发展及工具文明精神高度一致。

我们常常这样质问、判断史料及其研究的价值：某项特定的史料使我们的研究对象或问题改变了什么？尤其是更新了什么？史料是否导致了新方法、新观点的产生？显然这是一种学术性的理性质问，但我想用一种更多文学色彩的方式予以回应。史料研究打开的是未知世界的大门，那当然就是一个新世界，而非时间意义上的旧世界。史料研究的每一点进展，都是对于新世界的发现和照亮，而非只是在旧世界里的探秘。史料研究是进入新世界之门的必须路径，而非仅是对于旧世界的技术修复、还原或自得其乐的流连往返。史料研究是对文化文明的忘我尊敬而甘将生命投入其间的追求光明的事业，而非期待秘籍自珍的幽室掘宝，一切将历史遗存、人文结晶据为己有的企图和行为都是不道德的，而且也将使启蒙光明的史料研究拽入黑暗之中。对于史料研究及其价值实现的所有理想化期待，在新媒体时代应该有了更为可靠和强大的技术保障，这是纸媒时代所无法比拟和想象的。

《遮蔽与发现》/ 吴俊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7-2

不过技术的强大功能同样引出了新媒体时代史料研究的忧思。史料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在呈现被“遮蔽”的史料价值，在这过程中有我们对于史料的信仰与质疑。相对于纸质时代中物质和权力对于史料的遮蔽影响，借助新媒体而起的学术泡沫和伪造阴谋对于史料的遮蔽可能会更为严重，我们对于史料的信仰和质疑在新媒体时代会成为一个空前的矛盾，并构成一种严峻的学术挑战。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对于新媒体的技术道德丧失了信心，我们会同时丧失对于新媒体时代史料研究的信心。这不仅在技术层面上需要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必须强调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观，尤其是我们的学术道德和研究伦理。这首先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的问题，连同学术制度和相关评价机制的问题，而非新媒体（工具）的问题。

五、史料研究“四义”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我把自己对于史料研究的价值体现概括为“四义”。何谓史料研究“四义”？即一为求真，二为求解，三为求义，四为求价值实现之度。

求真是材料的第一义和基础价值，其中，材料本身须为真，即真材料；这也就是对材料确凿身份的考实。次则是用真材料获求对象、事理的客观真相。这应该是关于材料之用的首义。求真主要面向客观，但治学写史的动因并非为客观而客观，必有现实的甚至切身的主观动因，即求真至少是为了回答或说明某个具体问题，就是对于特定问题的求解。

求解就是用可靠的材料通过逻辑关系获得问题的合理解释和充分理解。求解需要更多智力劳动和综合能力，比求真体现出更明显的主观性，专业研究成分更为增强充实。一般所谓问题导向就与求解的专业动机直接相关。

求义是在理论上更进一步，从具体对象中跳出来，也就是超越具体对象或问题的确认及求解，寻求研究的抽象性、一般性意义，提升相关的理论认知水平。这是学术研究的很高境界，多数并不能达到，但悬为目标却是必须的，否则研究的意义或目标追求就如画地为牢仅具特定个案价值了。

所谓求价值实现之度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深广度追求。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会如逻辑理性所分析的那样条理化、理想化，总有各种参差发生，不可能为求形式而伤及内容或主要目标的实现，须得有一种相比更高价值层面关照下的利益、利害关系考虑来决定具体研究的推进和走向，以获得具体研究价值实现程度的最大化。且同时又需考虑多种可能性的实际存在。理论研究毕竟只是一种逻辑的可能性，而且常常限于思维局限并不能穷尽所有可能，归根到底并不能完全取代或代表客观事实存在的真实性。所以学术研究价值实现的深广度追求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由此也可见，史料研究“四义”并非各自孤立追求，而是同体连枝、荣损相依的关系，从材料出发而达到研究的最高目标。（我最早提出上述四义也是在长沙易彬教授主持的会议发言中，最近一次则是根据《新文学评论》约稿文章在北京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纪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7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文章将在今年上半年度《新文学评论》发表，此处文字略有改订而为最新稿。）

《文学批评的向度》 / 吴俊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15-1

上述史料研究“四义”的要义，抽象地说也并无多少新意，只是我个人在实践中形成、概括而成的一种体验、体会和认知的表达方式。一般总说史料研究须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宏观着眼，微观着手，而从史料立足出发；意谓微观技术手段的具体价值须在宏观层面获得高水平实现，即史料研究应在宏观研究中显示学术价值。同时史料研究又能够支持一般理论的构建，包括形成新的专业历史观和专业研究逻辑。我近年从事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研究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要支持并形成一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观，包括批评史著的宏观逻辑系谱及具体撰著方式。实际成果及水平如何则尚待检验。如胡适所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姑试之。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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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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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陶令篱边色

图源｜网络